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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年前，由于“非典”的惨痛教训，中国在之后加大了对公共卫生的投入。有人将“非典”称为中国公共卫生史上的转折点和里程碑。今年，新冠肺炎却以远超“非典”之势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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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3年，也就是“非典”发生后的第十年，有大量关于反思“非典”的文章发表，然而无论是17年前的惨剧还是7年前的反思，仍未能真正补齐公卫短板。人们不禁发问，我国公共卫生还有什么漏洞需要弥补？
直报系统虽有缺陷，但并非“花架子”
中国在“非典”后建立一套公共卫生监测预警系统，投资高达7.3亿。医疗机构和卫生机构确诊甲类、乙类传染病病例后，可以通过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直接报告。就在去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举办了“非典”后第一次大规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演练，信息直报由原来的5天，缩短为目前的4小时内。
看似迅速的系统，在此次疫情中并未及时发挥作用。江苏省预防医学会会长、原江苏省疾控中心主任、省卫生厅副厅长汪华曾告诉媒体，这套系统存在明显缺陷：新发传染病不在报告范围之内。
汪华介绍，对于公共卫生疑似突发事件，有另外一个报告系统。由于是疑似病例，因此不对外公布，要通过专家评估、核实、诊断，最后确定是否构成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这过程中就需要一定时间。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毛寿龙认为，新发传染病定级不一定要上升到国家层面。一旦地方发疫情，在本地就应该可以定级，但这需要中央层面给地方相关授权。复旦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原院长姜庆五则建议，对于一个新发传染病，要加强“症状监测”，而不是“疾病监测”。
此外，在实际使用过程中，该系统也被医生和医疗机构搁置。据媒体调查，多位临床医生表示，直报系统复杂，不少医生没有经过培训，不知道如何有效使用。在尚未摸清病情前，大部分医院不会或不敢通过系统直报到国家层面，而是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报到市里或者省里。
尽管直报系统遭受巨大质疑，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仍为之正名，“中国疾控直报系统不是花架子，实际上比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厉害。”张文宏认为，各大医院体系建设是第一关，即医院有一个能够对常见病原学有很强诊断能力的科室，迅速进行病原体的鉴定。
日前，张文宏提出，当前大多数医院并不具备检测流感和各种病毒的能力。首先医疗机构要建立强大的传染科和临床微生物科体系，临床医生要具备甄别感染疾病的能力，区分各种常见的病毒和细菌。在发现如SARS类的传染病后，医院立即边申报边隔离。
过往传染病防治经验应推广全国
从“非典”到新冠肺炎这17年，中国不止一次应对传染病带来挑战：2009年H1N1在全球大流行、2013年H7N9长三角流行，另外还有引起民众短暂恐慌未造成扩散的2015年广东输入性MERS病例，以及2019年北京鼠疫输入病例。
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的论文中提到，2013年3月上海及安徽出现不明原因肺炎后，相关部门迅速确定病原体是H7N9禽流感病毒， 随后卫生部门采取了系列应急措施控制了病情，此后长三角地区发生的H7N9感染也很快被消除。但是，这些重大传染病防治专项的科技创新成果和应对重大传染病的宝贵经验在全国范围内特别是中西部地区的推广力度不够，没有形成制度化、常态化和系统化。
地区主要领导是公共卫生事件中的指挥主体，在公共卫生事件萌芽阶段的早期判断与应对上，极为需要第一时间组织专家团队提供决策建议。
在此次疫情中，科研人员病毒分离、基因测序的速度在世界上处于领先水平，但武汉当地尚未建立起透明且灵敏的重大传染病防控启动机制，毫无疑问，这是造成病毒扩散至全国的原因之一。
广东省体制改革研究会执行会长彭澎指出，武汉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应急管理和治理能力问题。在遇到重大的、难以预料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如何判断，如何启动响应机制，有没有一套应急体系、应急的预案，十分重要。
中央指导组赴湖北指导防疫工作后，当地混乱的管理状况逐步得到解决。例如，在短短数天，中共中央对湖北省委高层进行人事调整，当地疫情防控注入了更多“专业”力量。
赋予疾控中心更多信息发布权力
2013年，流行病学专家曾光曾经回忆过“非典”往事。当年1月，曾光随原卫生部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过调查，但那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
很显然，在新冠肺炎疫情中，依然存在公共卫生专家发声弱、发生晚的问题。姜庆五指出，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到达武汉后，没有看到有流行病学或公共卫生学专家出来发声。在最初的调查中，流行病学调查的跟进不足，仅将病例锁定在华南海鲜市场。
在疫情爆发之初，全国各省市派遣大量医疗队援鄂，直到2月初，各省市才陆续派遣疾控队伍前往湖北进行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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